抗日戰場上，他的武器是底片

　　本報記者 劉少華《人民日報海外版》（2025年07月17日 第 05 版）

　　圖①：顧棣在查看底片。

　　圖②：在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，顧棣與自己1945年的照片合影。

　　圖③：1949年冬，顧棣在北京整理開國大典的影像材料。

　　圖④：顧棣拍攝的1945年阜平城關春節的景象。

　　圖⑤：1944年，顧棣（前排左二）與晉察冀畫報社戰友合影。

　　本文照片由受訪者提供

　　80多年前，抗日戰場上，戰士們的武器各有不同，大炮、機關槍、步槍、刺刀……為了民族解放事業，什么都可能成為武器。

　　但老兵顧棣，在戰場上時，手里的武器不能直接殺鬼子；抗戰勝利后，又守護了80年，直到今年4月去世時，身邊依然擺得滿滿當當。

　　他的武器，是相機，是底片，是守護了一生的檔案。

　　歲月磨洗中，這些武器越來越亮，越來越有威懾力。

　　一場偶遇改變人生

　　“攝影記者用照相機打仗”

　　1928年，顧棣生在河北阜平縣凹里村。歷史選擇了阜平，選擇了凹里村，也選擇了他。

　　阜平，1925年就建立了中共黨組織，1937年以阜平為中心創建了我黨我軍歷史上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——晉察冀抗日根據地。這里長期是晉察冀邊區黨政軍的首府和中心，聶榮臻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在此戰斗生活過。

　　凹里村，隸屬史家寨鄉，晉察冀軍區、晉察冀邊區政府及各機關都曾在史家寨駐扎。

　　顧棣，父親是村動員會主任，母親是婦救會主任，兄長參加了抗日先鋒隊，他自己9歲時就成為村兒童團團長，后來成為阜平縣一區兒童團團長，還被派到華北聯大群眾工作部培訓。

　　但在顧棣的記憶中，直接改變他命運的那個人、那件事，出現在1943年。

　　那天，顧棣放學回家，離家還有七里地。路上，一個人騎著馬迎面而來。那人身上挎著一個小盒子，帶著一把手槍，開口問他：“小鬼，你到哪去？”

　　顧棣回答，自己要回凹里村。兩人正好同路。

　　那時他還不知道，眼前這個人是中國革命攝影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沙飛，時任晉察冀邊區政治部新聞攝影科科長、晉察冀畫報社主任。

　　一路上，兩人聊了許多事。

　　沙飛問顧棣，現在敵人經常掃蕩，老百姓生活苦不苦、害怕不害怕？已在華北聯大等學校學習過，對《論持久戰》《新民主主義論》等熟稔于心的顧棣，回答得胸有成竹。顧棣后來深情回憶起當時的場景：“我給他說，現在咱們抗日戰爭正處在相持階段，困難是暫時的。沙飛聽完就說，‘好，這么小就有信仰、有革命經歷了。’”

　　一番攀談后，沙飛起了愛才之心。兩人聊到以后想做什么，顧棣說想演戲，沙飛卻說，跟著我學攝影吧。“我就問，那是什么樂器，好不好學？”

　　沙飛取下身上的小盒子——一臺盒式相機，一點點演示給顧棣看，鏡頭、取景框、膠卷……“他說，‘你看見什么就能照見什么’。他還說，‘戰士用槍打仗，攝影記者用照相機打仗，把各種戰斗場面拍成照片進行展覽’。”

　　一年后，按照兩人的約定，沙飛派人通知顧棣參加攝影培訓班。剛剛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的顧棣，毫不猶豫報名加入。

　　“1944年9月17日，我正式參加了八路軍。”對顧棣來說，那天同樣難忘。

　　顧棣的學生、人民攝影報原總編輯司蘇實給記者發來兩張老照片。那是剛剛接觸攝影之后不久，顧棣在趙銀德指導下拍攝的照片。時間是1945年2月13日，農歷大年初一。在這一天的日記中，顧棣做了詳細記錄——

　　“忽然間從西街走來一支隊伍，前邊是鑼鼓樂隊，后面跟著村干部和男女青年抗日先鋒隊，隊伍整齊威武而雄壯，最后是由小學生組成的霸王鞭，邊走邊打邊歌邊舞……”

　　僅這一天的日記，就有800多字，新聞要素齊全、現場刻畫生動。其實，從1940年2月當兒童團長起，他就有了寫日記的習慣，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后，總量接近500本。

　　但那時只有17歲的顧棣，或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記錄、整理方面才能卓越，滿心以為即將拿起相機，就像老師沙飛、石少華他們那樣，奔走于戰斗的前線。沒想到，沙飛指定他從事攝影底片檔案保管工作。

　　血氣方剛的顧棣很不情愿。那個階段的日記本里，常有不能上戰場的苦悶。最終，沙飛一句話將他留在了崗位上：“這是命令！”

　　圖片是歷史的鐵證

　　“人在底片在，人與底片共存亡”

　　當快門與槍炮聲交織，對于用影像定格戰場的攝影師來說，危險無處不在。

　　沙飛對此一清二楚，一位又一位攝影師在前線倒下，還有不少同志為保存底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。據不完全統計，晉察冀畫報社的犧牲人數多達近40人。

　　圖片是歷史的鐵證。如此珍貴的民族記憶，讓沙飛為晉察冀畫報社定下一條鐵律——“人在底片在，人與底片共存亡”。這句話，影響了顧棣一生。

　　1948年12月，病榻上的沙飛依然給顧棣去信叮囑：“這些東西也是全體同志10余年來血汗換來的結晶，所以我們都要加以愛護……”這封信，顧棣一直留著，直到2015年鄭重捐給中國國家博物館。

　　面對檔案工作，顧棣很快展示出獨有的才華。他忠于職守、細致認真、責任心強。

　　位于阜平縣的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第三展廳里，展示著顧棣曾用過的許多物件。其中之一是，1945年在張家口繳獲日軍底片袋之后，顧棣受其啟發制作出的紅色底片袋。后來，解放軍畫報社一直沿用下來，將40多萬張底片保存在這樣的底片袋中。

　　為了保存檔案，顧棣和戰友們進行過諸多探索。更為重要的是，顧棣真的做到了將底片視作生命。他將底片進行詳細編號和記錄，背著、帶著，跟隨部隊南征北戰，從抗戰時期的晉察冀畫報社到解放戰爭時期的華北畫報社，一直到后來的解放軍畫報社。他是解放軍畫報社第一任資料組長。

　　在軍隊，顧棣做了整整15年檔案工作。

　　除了從沙飛手中接過的2萬多張底片，他還四處搜集照片。1948年，華北畫報社成立后，新增了前后方工作組的底片與人民畫報社帶來的3000多張底片，還有《冀中畫報》停刊后上交的數千張底片；1950年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績展覽會上，他與同事們一起翻拍了全部2000余張照片；1951年，收集近300張延安時的照片；1955年，陸續收到近十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寄來的照片……

　　1958年9月，顧棣服從組織決定，轉業到山西。此時，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的照片底片已全部被編輯整理清晰、保存安全，并建立起嚴格的管理制度。直到現在，它們還被完好保存在解放軍畫報社，沿用著顧棣當年的登記編碼存檔方式。

　　顧棣收集的資料從晉察冀邊區擴展到全國解放區。

　　為中國紅色攝影修史

　　“我完成了這一任務”

　　司蘇實還記得，那是2007年，老師顧棣的長子顧小棣向他“訴苦”，父親生平第一次沖他們兄妹發了火。

　　那一年，一向身體很好的顧棣動了心臟大手術，一度情況十分危急。手術之后，他感到很虛弱，以為自己時日無多，忽然變得很脆弱。司蘇實聽完，立刻明白了：“他有事沒做完，沙飛的使命還沒有完成。”

　　這個使命，可以表述為，做一部完整記錄中國紅色攝影史的大型工具書。

　　當年，交到他手里的不光是底片，還有一份中國攝影人對中國革命事業沉甸甸的責任。顧棣多次談到，中國攝影家協會成立50周年時，評選出10名“中國攝影大師”，其中有沙飛、石少華、鄭景康、吳印咸4位給自己做過老師。

　　2007年，顧棣身體稍見恢復后，司蘇實來到他家中。兩人談話時，司蘇實告訴他，在沙飛女兒王雁建議下，自己已經決定全面介入這份工作。顧棣高興地說：“這可解決大問題了！”

　　最終，在王雁策劃、聯絡、協調下，司蘇實作為特邀編輯，歷經兩年時間，幫助顧棣完成了由120余萬字、1600多幅照片構筑的《中國紅色攝影史錄》。

　　司蘇實那幾年經常陪著顧棣外出。他記得，完成此書后，顧棣“不顧重病之身和80歲高齡，一定要親自進京去見戰友、老師、領導，向他們匯報：‘我完成了這一任務！’”

　　其實，在這本集大成之作完成前，幾十年間，顧棣從未停止對檔案的整理與出版，已經與他人合著、參與編寫了有關中國解放區攝影史、文藝史的六七部書籍。此外，他還寫過大量文章，參加過眾多相關活動。

　　顧小棣對記者感慨，父親一生沒有別的愛好，就是愛收集、整理、考證那些攝影底片和史料，撰寫有關攝影史的著述。

　　2012年，顧棣榮獲“第九屆中國攝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”。頒獎語評價顧棣，“用完整堅實的大批文獻檔案為中國攝影留下一部嚴謹、翔實的有關中國革命戰爭年代的攝影斷代史，成為前無古人的扛鼎之作。這也使他由一名攝影史料的保護者成為一名歷史學者”。

　　但顧棣這樣評價自己：“作為經歷者、見證者、研究者，不把歷史留存下來、精神傳承下去，實在心有不安、說不過去。”

　　將一生所藏慷慨捐出

　　“其行感人至深”

　　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資料科科長栗靜還記得，2008年的一天，還在擔任講解員的她接待了一位挎著相機的老人。老人在參觀紀念館過程中，“把幾乎所有照片都給我們介紹了一遍，從照片的拍攝者到背后的故事，但他講的很多東西我們根本不知道”。

　　從此，栗靜開始頻繁接觸顧棣。她掰著指頭算，至少與顧棣見過20次，也因此感觸尤為深刻。

　　2014年，栗靜受邀在北京參觀了“顧棣從影70周年特別展”。這次展覽，讓她深受震撼，“沒想到他手里有那么多資料”。

　　就在這次展覽后，國家博物館找上門來，顧棣欣然打開自己的收藏。最終，773幅晉察冀時期的原版照片、《晉察冀畫報》合訂本、沙飛寫給他的信等珍貴文物被選中。然后，他又認真編寫出晉察冀攝影工作者分布情況，以及87位攝影干部的簡歷檔案2萬余字，并作為顧問協助編輯完成《晉察冀抗戰攝影集》。時任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感慨：“其行感人至深。”

　　不過，司蘇實記憶中捐贈的場景，還有一個意外的畫面：在將這些守護了大半輩子的珍貴文物捐給國家之后，顧棣當場痛哭，弄得博物館的人一時不知所措。后來，顧棣把曾經裝這些文物的紙袋收起來，上書6個大字：“顧棣的命根子”。

　　2015年，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工作人員到山西太原拜訪顧棣。栗靜對本報記者描述，他家有四個臥室，但每個臥室里都堆滿了檔案材料，一直到床邊。

　　顧棣的檔案工作讓參觀者驚嘆不已。他家客廳有一個定制的“中藥柜”，里面分類清晰地存放著他一生收藏與拍攝的八萬余張照片底片。每個抽屜上，都寫了大大的分類名字，“軍營”“影史”“戲劇”……

　　對于絕大多數檔案，顧棣已經想好歸宿。一次聊天時，他告訴栗靜，將把大多數東西都捐給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。栗靜回憶：“我跟他說，‘您這是落葉歸根’，后來他每次都用這句話給別人解釋。”

　　其實，這些年顧棣不斷地在捐。1944年，第一版《毛澤東選集》在阜平印刷，沙飛將自己那本送給了顧棣。2015年，顧棣把它拿給紀念館工作人員時說：“你們喜歡就帶走吧。”如今，此書已成為紀念館重要館藏。

　　這不只是顧棣將資料送回家鄉阜平，更是一位老兵將從晉察冀邊區開始整理的檔案送回這片土地。

　　直到去世前，顧棣在周圍人眼中都像一部“活字典”。顧棣女兒顧文靜告訴記者，顧棣有著驚人的記憶力。“就在他去世前10天，我問一張抗日戰爭時期的照片，他不假思索就能說出全部信息。”

　　如今斯人已去，他珍視了一生的事業也后繼有人。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正與顧棣子女們商量，從今年7月開始，陸陸續續將其所藏運到館里來，接下來希望與高校、社會各界合作，將這些資料整理好、利用好。

　　最終，顧棣帶著底片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來到了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這一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