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了防御北方草原民族的進襲侵擾，明代以歷代長城為基礎，不斷進行續建、改建和新建，歷時二百多年，形成了一個以長城墻體為主，輔以關城、堡塞、敵樓、煙墩的頗為完整的防御體系，耗費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和財力。今天咱們來聊聊，明朝廷為了修邊筑城，究竟花了多少錢？

　　我們先來看幾則奏議。

　　嘉慶三十二年（1553）御史蔡樸奏議：“四海治、永寧舊墻單薄，乞亟命增繕，并筑敵臺五十一座，仍于大小紅門、柳溝口外適中處所增筑空心敵臺三座。其北路獨石一帶塞垣工程宜先設敵臺四十四座，計需銀七千九百余兩。”據此，我們可知擬建敵臺98座，耗銀7900余兩，那么平均每建一座敵臺耗銀81兩。

　　81兩，是不是感覺“也沒幾個錢”？請注意，這僅僅是一座敵臺的料錢，那么工錢呢？

　　嘉慶三十七年（1558）唐順之《條上薊鎮兵食九事》中曾提及筑城工價，“筑城之工，遠者雇役，近者派夫。若派夫，每月每人銀二兩，百夫為二百兩，另加鹽菜銀十兩，每月可筑墻二丈，即每筑墻二丈費銀二百一十兩。若雇役，則每筑墻一丈費銀十五兩，則以派夫百人筑城二丈所耗之銀二百一十兩改為雇役，可筑城十四丈。”也就是說，雇專業工人施工比就地派民夫施工效率可增加七倍。據此可知，當時薊鎮雇用專業工人施工單價是每丈耗銀15兩。

　　隆慶三年（1569）總督薊遼兵部侍郎譚綸奏稱：“薊、昌兩鎮東起山海關，西至鎮邊城，延袤二千四百余里，宜擇要害緩急分十二路，或百步，三五十步筑一墩臺，共計三千座。每座可費五十金，高三丈，廣十二丈，內可容五十人。”可知此類墩臺每座造價銀五十兩。這些墩臺是利用守邊軍士建造，“其工程堅固，規制宏偉，較之民間有五、七百金及千金不能成者。”這就是說，守邊軍士自己建造，工費耗銀比使用民力便宜很多，工程質量還高。

　　既然這么省錢，那修長城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錢呢？還真不是。修筑長城，一來難度大，在形勢陡峭的山峰上一寸一寸修建如此厚重的城磚建筑，在農耕文明的時代是非常耗費人力、物力成本的；二來，“萬里長城”，氣勢確實雄偉，跨度也確實夠長，把這些修筑費用的單價放大幾萬甚至幾十萬倍，可就不是小數字了。再加上明代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遠非后人所想象。

　　明代人口的峰值是萬歷年間，大約1.3億到1.5億人，但養了270萬人的常備軍，其軍餉糧草是一筆巨大的開銷。朱元璋開國之后，力主輕徭薄賦，只征收3%的農業稅。軍費這一塊，推行軍屯制，讓守邊軍士亦兵亦農，自給自足。也就是說，國家并無專項收入用于軍隊開支。這就導致后來，各種腐敗把軍屯土地漸次變成了私田，大量軍士逃亡，陷入了“明軍不滿餉，滿餉不可敵”的窘境。國家收入匱乏，宮廷開支嚇人，免稅集團又過于龐大，再加上蒙古、女真、倭寇侵擾不斷，朝廷當局左支右絀，已經不能有效地調動和管理全國的資源。特別到了明朝的中后期，財政危機頻現，那時的大明王朝真可謂是“其外窿然，中則蠹矣。”所以修邊筑城的經費申領，從來都是很費周折的。

　　成化八年（1472）守邊能臣、延綏巡撫余子俊曾為明憲宗算過一筆賬。他說，延綏駐軍八萬人馬，每年軍備消耗折合白銀154萬兩，外加后勤傳輸費用，總計979萬兩，而成化年間國家田賦的總收入也就1580多萬兩。這就是說光延綏一鎮，就要花掉國家稅賦的六成，哪里還敢想象其他八鎮的開銷。

　　縱觀明朝這200多年的歷史，在修筑長城這件事上，幾乎是傾盡全力。據歷史學家黃仁宇估算，明長城每修建1公里，花費白銀約7700兩。明朝一共修建了約6300公里長城，至少花費約4850多萬兩白銀。

　　（王宸胤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