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8日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指出，實踐中對一些小攤小販、小微企業的行政處罰違反“過罰相當”原則，處以高額罰款，既不符合法律精神，不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，也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利益，甚至嚴重影響了當事人的生產生活，檢察機關應當依法開展法律監督。

　　農民販賣的芹菜查出農殘超標，賺了14元被罰10萬元；采耳店被認定無證診療，收入2000元卻被罰22萬元……近年來，一些“小過重罰”案件屢屢引發熱議，原因是涉案金額不大，執法部門開出的罰單卻數字驚人，使公眾的樸素情感與法理原則產生背離。

　　“小過重罰”的癥結究竟在哪里？從具體案例來看，監管部門并非隨意執法，諸如食品安全法、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等，對相關違法情形均有具體的罰款規定，處罰也沒有超出規定范圍。但是，部分執法者只盯著具體法律條文，忽視了行政處罰法“過罰相當”的總原則，導致在實踐中淪為“機械執法”。

　　行政處罰法總則規定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，與違法行為的事實、性質、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。這是“管總”的原則。既不輕過重罰，也不重過輕罰，才能避免畸輕畸重的不合理、不公正的情況。

　　而且，行政處罰法規定了三種不予處罰情形：“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，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”“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”“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”。近年引起爭議的多起“小過重罰”案件，大多是未準確適用行政處罰法造成的。

　　罰款里有國法天理，也有世道人心。必須認識到，處罰只是執法的手段，監管的目的在于促進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。因此，只有在具體執法過程中充分彰顯法治精神，做到過罰相當、寬嚴相濟，才能讓廣大經營主體服氣，真正起到執法的警示教育效果。

　　糾正“小過重罰”，需要綜合地方實際、行業特點、危害程度、主觀過錯、獲利情況等因素，明確“過罰相當”的具體情形，進一步細化執法規范。在這方面，不少部門和地方已經做出了積極探索。如去年，浙江、江西等地檢察機關開展“涉企行政處罰首違不罰、輕微不罰行政檢察監督”“餐飲類企業行政處罰監督”等專項活動，取得了積極成效。

　　避免“小過重罰”，需確保執法人員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，避免趨利性執法、逐利式執法。只有從體制機制的改革入手，禁止相關部門下達或變相下達處罰數量或金額指標，才能從根本上避免“罰款沖動”。

　　小攤小販、小微企業，數量占我國經營主體的大頭，一頭連著人間煙火，一頭連著百姓生計，是暢通經濟循環的“毛細血管”，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。為這些經營主體營造更加穩定、透明、規范、可預期的發展環境和法治保障，更能全面激發其發展活力。